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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国检察官文化论坛论文"获奖论文展示
《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研究》
全国三等奖论文
发布时间:2019-02-12 10:29:23作者:祖丙山 李克冬来源:平原县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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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通过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服务党和国家大局,回应和满足社会司法需求,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从而形成和积累起来的在社会公众中享有的信任度、权威性和影响力,是衡量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满意度、信任度和认同度的重要标尺。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及法治化的逐步推进,各种新类型的社会问题、社会纠纷不断涌现,而司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肩负着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任,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被人们寄予了越来越多的期望,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树立司法权威,提升检察公信力势在必行。

[关键词] 检察机关  执法公信力  研究

 

检察公信力是检察权的天然品质。提升检察执法公信力,既是依法治国的要求,也是维护检察机关司法权威的法律尊严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出现的“司法公信力”、“公正司法”、“司法体制改革”、“司法公开”、“司法公信”、“司法基本保障”等“司法”关键词显得格外耀眼,也格外有力,从根本上指出了提高执法公信力的基本要求,即: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公正是根本,高效是目标,权威是保证。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司法机关,既是惩罚犯罪、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公诉机关,又是各种执法活动的监督机关,肩负着侦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支持公诉等法律监督职能。为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切实提高开放、透明、信息化条件下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作为一名基层检察院的检察干警,笔者就如何提升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作一粗浅思考,权为抛砖引玉。

一、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内涵界定

(一)执法公信力的基本涵义

[1]体现了一个机关或特定活动存在的权威性及其在社会中的信誉度和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其核心是民众的信任与信赖。

[2]

(二)执法公信力的法律特性

1.主体的交互性。执法公信力是执法者与公众之间的一种信用关系,一种执政信任,涉及两个主体的双方行为,即信任方(社会公众)的“信”与信用方(执法机关)的“被信”,这实际上是一个双方互动、动态均衡的信任交往与评价过程:执法权在运行过程中是否具有足够信用,决定了公众对执法的信任度(“信”与“不信”皆为社会公众的主观判断),执法机关的信用状况最终要通过公众的评价得以体现。只有社会公众普遍地对执法机关具有信任和心理认同感,并因此自觉服从和尊重执法权的运行,才能说执法具备了应有的公信力。[3]如果执法不能以自己的信用赢得公众的信任,执法公信力将无从谈起。

2.内容的丰富性。从构成要素看上,执法公信力包括四个必备要素:一是执法拘束力,即公众是否相信执法行为和执法裁决在法律上所具有的强制力;二是执法判断力,即公众能否相信执法者具有公允地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理性判断能力;三是执法自制力,即公众能否感知并相信执法者具有必要的自我约束能力而不为外部诱惑、压力及个人情绪、欲望所左右;四是执法排除力,即执法机关是否具有排除一切外界施加的不当干扰和非法妨害的能力。[4]

3.评判维度的归一性。针对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利益需要和评判维度。作为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他们追求的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使事件得到正确处理;作为当事人,既然执法机关介入纠纷,就希望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也希望在程序上得到公正的对待;作为其他参与人,虽然处理结果和他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在参与的过程中能否受到公正对待,直接决定了他们对法律的感受与认知;作为社会公众,虽然他们暂时不是当事人,但在当今社会之中难免会与执法机关打交道,如果执法不公,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潜在的威胁。[5]因此,不同主体对执法公正评价标准与维度确有很大不同,但万流归宗,各方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追求,就是实现公平正义。这就决定了执法公信力评判的归一性。

4.关联元素的整合性。执法公信力的构建、持续关联着执法权威、执法公正、执法人员素质,以及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等元素。[6]其中,执法权威与构建执法公信力既有联系又相互支撑,执法具有权威性可以增进执法公信力,反之亦然;执法公正是执法公信力的基本价值元素,只有公正的执法才会赢得公众的信任与信赖;执法制度是执法公信力的前提性元素,只有从制度上保障执法不受任何外来非法干扰,公众才能够相信其公正性;执法人员素质是执法公信力的主体元素,公众对执法机关的信任,不可避免地与执法人员的素质紧密相连;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是执法公信力的心理元素,人们只有忠诚地信仰法律,才可能对适用法律活动的执法产生尊重和信任。这些元素相互整合,和谐共生,共同体现执法公信力的内在要求。

(三)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内涵

[7]“能力说”认为,“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就是检察机关通过公正严格文明执法,全面履行职责,赢得党、国家和人民信任的能力”。“社会认知说”认为,“检察公信力是指检察机关通过依法、全面、有效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应和满足社会司法需求,促进社会和谐和法治化进程,逐步形成和积累起来的,在社会公众中的信任度、权威性和影响力,反映了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检察工作和检察人员的主观评价、心理反映和价值判断”。“复合说”认为,“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是检察机关与公众之间的信任交往与相互评价过程,是一个双重维度概念。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检察执法的信用和公众对执法的信任,它既是一个理性博弈,又是一个互动结果。”

[8]要达到这一目标,既离不开司法机关自身的努力,同样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参与和认同。因此,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长期以来对检察机关公正执法维护社会正义的权威性产生普遍信任和尊重,而在心目中建立起来的公平、公正、诚实、正派的信任度和影响力。表现为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执法活动、执法效果的认同、信任和期待。

二、加强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

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信服度和对其公正性、法律权威性的评价。同时,执法公信力是综合反映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和实效的重要标准,是赢得社会尊重的重要基础。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建设意义重大。[9]

(一)加强执法公信力建设,有利于树立国家公信力形象。

加强执法公信力建设,有利于树立国家公信力形象,彰显国家权威,有利于切实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切实维护人民权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二)加强执法公信力建设,有利于强化社会主义法制理念。

加强执法公信力建设,是依法治国理念的基本要求。执法公信力是影响执法成败的一项重要因素,执法机关必须具有公信力,才能在执法中树立起法律的权威,才能使人民群众相信法律并支持、配合执法机关开展执法活动,使法律得以顺利实施。所以,加强执法公信力建设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只有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执法机关公信力建设才能取得成效。

(三)加强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建设是检察机关的必然品质。

检察机关的公信力是检察机关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服务工作大局,回应和满足社会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从而逐渐形成和积累起来的,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享有的信任度、权威性和影响力。从本质上来讲,公信力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的一种主观评价和价值判断,是衡量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满意程度、信赖程度和认同程度的重要标尺。检察机关的公信力是通过行使检察权而在整个社会中所建立起来的一种公共信用,是检察权的行使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自觉接受和遵从而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信赖乃至信仰。

三、执法公信力现状原因和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一)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现状

1、对检察执法工作认知存在偏差

[10]

2、面临“信访不信法”的难题

作为法治社会下维护社会稳定和调节社会矛盾的补充救济制度,信访在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了解社情民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信访不信法”的错误思想观念在依旧一些地方和群众中盛行,使得原本作为补充救济制度的信访制度逐渐成为民众解决利益诉求的首选,而民众对于司法的不信任使得法律已沦为“鸡肋”。导致“信访不信法”盛行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信访制度本身,而在于通过正当法律程序解决问题的途径不畅通或者成本太高。

[11]

1、查办职务犯罪力度与公众评价反差较大。当前反腐倡廉形势依然严峻,腐败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期盼反腐职能部门切实履行职责,加大力度严惩腐败分子。不可否认,一大批职务犯罪案件被检察机关查处,但自我感受与公众评价却相差甚远。从办案的实际看,职务犯罪轻刑化的问题已成为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话题。

2、履行监督职能不到位。据统计,公安机关每年只有三分之一的立案数进入刑事诉讼环节,检察机关很难甚至无法对全部立案情况完全监督到位。行政执法领域以罚代刑、徇私枉法、滥用职权、执法不公是社会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之一,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影响了法律监督职能的发挥。[12]

3、办案透明度不高。在执法过程中,不积极向社会公众或案件当事人公开相关的工作制度和办案规定、流程等方面的内容,缺乏完善的案件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使社会公众特别是案件当事人在思想、认识、感情上对检察机关执法活动难以认可和支持。

4、法律文书不释法说理。[13]法律文书作为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终端产品”,其本身就是执法公信力的重要载体和体现。在检察实践中,大部分法律文书没有开展释法说理工作,不能让当事人和被监督机关全面正确地理解检察机关的执法行为和所作决定的事实、法律、政策依据,即便相关案件的处理结果是正确的,也很难得到当事人及被监督机关的认同,从而使他们时常产生抵触情绪,质疑检察机关决定的合理性。

5、个别检察人员素质缺陷。近年来,虽然每年都开展专项教育活动,检察人员的执法作风有了明显改变。但个别检察人员执法不严格、不规范、不文明的现象依然存在,如接待当事人举止不文明,态度不热情,冷、硬、横、推,吃、拿、卡、要,执法行为简单粗暴野蛮等。虽然这种现象只是极少数,但这极少数对司法公信力的破坏力是不可估量的。

[14]

一是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诚信政府、诚信社会的大环境尚未形成,民众对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关缺乏信任。部分群众法制观念淡薄、公众对司法的不正当期待及对司法的期望值过高等等,从而对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产生影响。

二是我国现行的法治状况自身也存在不公正的基础。从目前检察机关现行的双重管理体制看,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仍难以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地方检察机关的人权、财权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不得不考虑本地利益,也不得不考虑当地领导的指令,导致有些执法人员在查办案件中偏袒本地当事人,排斥外地当事人或对外地办案人员不予协助,通风报信或干扰办案。另一方面,关系网的干扰。现在人们交际活动越来越广,人际关系越来越密切。检察机关查办的案件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犯罪案件,这些人都有一定权势,社会关系复杂,经常案件一到手,说情者便会络绎不绝。社会关系网的干扰,不仅影响干扰正常办案工作,也使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受到影响。

三是“程序公正”的司法理念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让正义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司法程序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特殊性,社会公众对这一规律的遵循和对法律的认知与对公正的需求有较大差距。对程序的漠视也引发了社会对于检察机关决定的合理怀疑,损害检察机关的司法公信力。司法实践中,认定职务犯罪事实要靠证据证实,而有些上访人到检察机关举报往往只反映他们怀疑的事实,要求检察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却提供不出相关证据。在调查中,有些案件由于时过境迁,有关账目等证据材料因保管不当而损坏、丢失;或由于其他原因而难以取得,有些事实难以查清;或是涉案主体身份不符,不属于检察机关受案范围;或是案件不属检察机关管辖等原因,检察机关据此作出不予立案决定,上访人由于对检察机关处理决定不理解而上访。

四是当前检察官群体自身因素的影响。一是自身素质方面因素。从近年来主题教育活动查摆中反映出的执法中存在的问题看,主要问题是检察官的整体素质与社会对检察官的要求相比存在差距。二是执法行为、执法作风方面因素,表现为极个别干警存在办人情案、关系案甚至金钱案现象,严重损害检察机关威信。个别干警执法行为不规范,也降低公众对检察机关公正执法的信任度。三是服务意识不强,接待群众方式方法简单,用语不文明,直接影响检察官形象。四是个别检察干警业余活动不检点,出入公共娱乐场所,接受当事人吃请,这些行为动摇了公众对检察机关的信赖,导致公众对检察官、检察机关能否公正执法产生疑虑。

四、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提升途径

提升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需要多措并举,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外部及内部,从理念到行为,从个体素能和执法机制等多方面统筹兼顾,齐下功夫。

(一)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的执法环境。

[15]一方面,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检察机关行使职权中不能动摇的基本原则,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在重大问题决策时,应当坚持向党委请示;对重大案件处理时,应当及时向党委报告,征求党委意见,争取党委的领导和支持。尤其是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检察工作要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就更应当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坚持严格执法,依法办案,不断增强抗干扰能力,提高解决复杂问题的水平,努力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会主义法律的正确实施。另一方面,党委也应当通过加强对检察机关政治、组织和思想等方面的宏观领导,支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而不能代行检察职能,更不能包揽检察机关的具体业务。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将执行法律和执行党的政策统一起来,保障检察事业健康发展。

[16]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经费自然应当由国家财政统一保障,应当尽快建立“地方足额上缴,中央统筹预算,系统层层下拨”的财政保障体制,每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的实际需要拟制财政预算,提交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审议通过。检察机关经费由中央财政作为专项支出,实行单列,由上至下逐级下拨,保障检察机关的公务经费。即使目前由于国家财政一时还难以足额保障,而不得不主要依靠地方财政来保障,国家也要加大对公务经费保障的监督力度,要督促各地区严格执行中央决定,使检察机关经费真正能够满足检察权行使的需要,从而不因为生存问题拿检察权做交易。

(二)进一步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

[17]一是讲大局与讲法治并重的执法理念。大局是国家长远利益与人民根本利益,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是检察工作最根本的执法思想。“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检察机关只有自觉把各项检察工作置于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大背景下,执法效果才会明显,执法环境才会良好,执法水平才会得到更快提高。检察机关为大局服务的功能就是通过正确全面履行检察职能,对社会各方面产生积极的效应,达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同时,服务大局必须讲法治。不是一讲大局就是几家配合,而是要通过履行查办职务犯罪、批捕、公诉、诉讼监督等检察职能,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维护公平正义,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二是追究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执法理念。200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设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由此,人权保障从政治判断提升为法律规定,成为国家根本法的一项原则。人权入宪加快了中国的法治进程,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这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运用法律手段既要依法惩治犯罪,匡扶正义,又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当事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保障在诉讼活动中实现公平正义。三是维护司法权威与执法为民并重的执法理念。司法权威是指司法机关应当享有的威严和公信力,它包括法院的审判权威和检察院的检察权威,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尤其体现在民行检察监督方面,无论是检察机关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后法院再审作出新的正确判决,还是检察机关对法院作出的正确判决裁定做好当事人的息诉服判工作,甚至是检察机关查处个别审判人员徇私舞弊和枉法裁判等行为,均是对审判权威的维护。“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对检察机关来说,应把坚持公正执法,运用法律手段为民排忧解难,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根本出发点,而检察机关行使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职能就是和法院一道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共同保障民事、行政法律得以正确贯彻实施,把执法为民的宗旨落到实处。四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执法理念。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基础,实体公正是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在执法办案中,既要严把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适用法律关,又要严把程序关;既要加强对违反实体法的监督,又要注重纠正违反程序法的行为,以促进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有机统一。

[18]

执法者的素质和能力对于建设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有着积极作用。一是严格检察人员职业准入。录用高素质的有培养前途的人才进入检察机关是加强检察队伍专业化的基础。要按照《检察官法》的规定,严格检察人员准入的“门槛”,保证检察人员的素质。坚持凡进必考制度,确保新录用人员具有相应岗位所要求的基本工作技能。为防止不合格人员进入检察队伍,各级人民检察院补充人员,必须经过省级人民检察院组织的统一测试、考核。初任检察官必须从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任职资格的人员中择优选任。还应适时调整人员编制,增加基层检察院的编制数额,将社会上尤其是政法院校高层次、高学历专业人才以及通过司法考试的各方人才吸收到基层检察院,以充实基层检察院的人才资源,形成良性的人才循环机制。二是注重人才素能培养。根据中央、省委有关规定,通过调任、转任、挂职锻炼等方式,有意识地适时将优秀人才放到环境复杂、条件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使他们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新知识、积累新经验、增长新本领。继续实行交流轮岗制度,加大检察官交流力度,在检察系统进行上下交流、异地交流,也可以同其他法律工作岗位交流,并向重要领导岗位输送优秀检察官,提高人才和领导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根据工作需要,各级检察院内部还可以定期进行工作轮岗,在培养专业型人才的同时注重培养复合型人才。三是积极开展正规化岗位培训。强化对检察长等领导的素能培训,加强业务一线检察官特别是执法办案骨干的专项业务培训和岗位技能培训,加强新任检察官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使其实现由知识型到能力型的转变,增强实践经验;对办案一线工作多年的检察官,要增强其理性思维和法律功底,使其实现由能力型到知识型的升华。对业务部门的检察官要加强专题培训,如涉及刑事、民事和行政等法律知识和侦查技能等,组织专题讲座,邀请专业人士授课释疑,力求学以致用。四是广泛开展岗位“学、练、赛”活动。在市级以及基层检察院,坚持政工部门牵头,业务部门主抓,面向基层、面向一线,坚持“一案一总结”,持续开展以提高检察官执法办案技能为重点的岗位“学、练、赛”活动。在活动中始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用什么、练什么”,搞好“传、帮、带”,做到“练、学、用”相结合。通过大规模开展多途径、多形式、多层次的正规化培训和岗位练兵,强化高层次和实用型人才培养,不断提高检察官的整体素质和法律监督能力。

(四)进一步规范执法办案行为。

[19]

一是建立健全执法活动的运行跟踪机制。由业务部门、案件管理部门和检务督察部门对执法活动进行跟踪,但三者的侧重点不同。其中业务部门是就检察机关内部而言,侦查与侦监、侦监与公诉、公诉与监所等办案部门,应当利用法律赋予的侦查、审查和决定逮捕、审查起诉、侦查监督、执行监督等职责,在各办案环节上相互配合与监督,对执法活动进行跟踪,监控执法质量。案件管理部门运用业务管理软件对案件办理的全过程进行事中跟踪检查,对办案人员在各办案环节是否严格执行有关法律规定进行监督,实行动态管理。检务督察部门重点跟踪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即对侦查中采取强制措施及搜查、扣押、冻结等侦查手段,被举报刑讯逼供等违法办案,占用发案单位交通、通讯工具及向发案单位吃拿卡要等情况实行走访,对办案安全防范进行现场督察,从中发现办案人员在执法中违反规定的行为。

[20]执法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发现机制由实时检查、专项检查和全面检查组成。实时检查由业务部门和案件管理部门共同实行,如业务部门在办案中,后一个办案环节发现前一个办案环节存在问题,随时发现,随时提出,随时整改;案件管理部门在流程管理中,发现执法存在不规范问题,也可以及时提出整改意见,督促办案人员和部门进行纠正。专项检查是利用政法委和上级检察机关开展各种专项活动作为发现执法问题的有利时机,寻找执法中的不规范行为;利用针对特殊工作的定期检查清理,集中发现问题,如定期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进行办案安全检查,防止发生安全事故,定期对职务犯罪案件扣押款物情况进行清理,防止侵占、挪用扣押款物;利用针对某类案件的集中检查发现问题,重点对容易发生执法不规范问题的不立案、不批捕、不起诉、撤案等案件进行专门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

[21]1)在办案中还没有形成大问题或是酿成大错的时候,对经教育仍不改正或没有认识其行为危害性和严重后果的办案人员,及时进行调整。如,对执法不作为或违反有关程序规定办案、越权办案的,可以更换办案人员或办案单位;对马上更换办案单位或人员可能影响案件进展的,可以按照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要求,跨部门、跨单位选派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优秀的人员充实到办案中,以保证案件的质量和效率。(2)对不规范执法行为进行责任追究、惩戒。对违反办案程序规定,造成一定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的行为,依据检察人员纪律规定,给予不规范执法行为以行政纪律处分;对严重违反办案程序规定,导致发生错案的,依据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对贪污受贿、徇私舞弊,触犯刑律的,则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保证检察队伍的纯洁性。惩罚只是手段,教育才是目的,通过这些追究、惩戒手段,对执法活动长敲警钟,杜绝不规范执法行为。(3)反思与培训,不断提高办案人员的执法素质和水平。实行执法不规范行为剖析、分析制度,对典型案例一案一剖析、一案一总结,分析产生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同时落实正规化培训和岗位练兵制度,采取自学与辅导相结合、学习与考试相结合、学习与研讨相结合的方式,搞好规范执法的专项学习。

[22]

任何权力的行使都离不开权力运作机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检察权亦不例外。检察机关的执法工作机制如果不符合法律监督的内在要求,那就既解决不了检察权正确行使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检察权有效行使的问题。而在检察权不能正确高效地运作的情况下,要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那无异于痴人呓语。过去,我们在进行工作机制改革时,对检察工作整体性、统一性要求认识不够。一些地方出台改革措施时,由于具体负责的部门各异,各自所处的立场和角度不一样,导致对同一内容的制度性规定,其规定之间相互冲突和矛盾,致使“政出多门”、“规定打架”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不仅使检察工作开展起来磕磕绊绊,更会使人民群众认为检察机关执法不严肃,从而造成检察形象受损,执法公信力受损。对此,需要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即统筹兼顾,来进一步健全检察机关执法工作机制。当前,我省检察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就是为了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执法能力的突出问题,突破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束缚、保障性困扰,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的一项重要举措。继续深入推进检察工作一体化机制建设,通过不断完善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的领导体制,使检察机关始终作为一个整体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保障组织机构和检察权行使的整体独立性;通过健全检察机关横向之间和内设机构之间执法协作配合机制,保证行使检察权时协调一致、协同运作,保证检察权的统一行使;通过加强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提高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工作能力,不断提升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水平;通过加强内部监督机制建设,治理受利益驱动违法违规办案、不文明办案、办案安全隐患等方面存在的执法不规范问题,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的公信力,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通过加强检务保障机制建设,为检察工作提供经费、办案装备、科技信息化支持,保证各项执法工作机制建设顺利进行。上述各个方面的工作,如果单一地推进、片面强调其中的某一项或某几项工作,都是不足取的,唯有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站在整体高度上系统抓,检察机关的执法工作机制改革才能为检察事业科学发展提供坚强的推动力,才能真正地顺民声,应民意,满足人民群众的期望和要求。


 


 

[1] 王翠英著:“现代公信力的道德价值”,《光明日报》[N]2005726日第7.

[2] 严励:“司法权威初论”,载《中国司法》[J]2004年第6.

[3] 张芸:《论司法公信力》,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6月。

[4] 朱塞佩·格罗素著:《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页。

[5] 王翠英,《现代公信力的的道德价值》,《光明日报》,2005726日。

[6] 关玫:《司法公信力初论—概念、类型与特征》,《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4期。

[7] 郭鲁生,《关于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问题的若干思考》,《中国司法》,2008年第9期。

[8] 谢鹏程:《公正与责任:公信力建设的主题》,《检察日报》,2008912日。

[9] 刘舜英、章晓耿:《提高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思考和建议》,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内网,2008610日。

[10] 李泽明:《检察机关加强执法公信力建设的路径选择》,《中国检察官》,2008年第10期。

[11] 鲁晓慧,戚进松:《检察公信力初探》,《人民检察》,2010年第7期。

[12] 徐汉明:《强化法律监督,坚持“公正”与“公信”》,《人民论坛》2009年第7期。

[13] 向泽选:《法律监督原理》,群众出版社,2006.年版式,第56页。

[14] 黄娟:《在“应然”与“实然”之间——司法的公信力及司法权运行过程中的“信息失真”》,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3期。

[15] 沈敏荣:《“依法治国”与我国的法制建设》,人文杂志,2000年第2期。

[16]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调研组:关于检察机关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调研报告.人民检察·湖北版,2007

[17] 李玲:和谐社会视野中的检察执法理念更新.中国检察官,2006,(3).

[18] 刘继国:和谐视野下的检察公信力.中国司法,2007,(13). 

[19] 于慎:鸿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分析.中国司法,2006,(4).

[20] 关玫:司法公信力初论--概念、类型与特征.中国司法,2005,(4) .

[21] 潘栋:《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与执法公信力建设探析》,法制与社会,201027期。

[22] 罗继洲:基层检察院执法公信力建设探微,《人民检察》2009年第14期。

 
 

(编辑:山东省检察官文联 邹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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